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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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文革真相的力作

时间:2017-06-19 09:25来源: 哇事录 作者: 阅读:663 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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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丁东
  
  对于文革研究界来说,很难对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抱有太高的期望。因为十几年来文革领域一直是出版的严控区,有关文革的书籍数量极少。说严也是相对的。某些讲述文革的小说家言,某些按官方规定结论敷衍成文的文革人物传记,还是可以出版发行,在市面上流传。难出的是对文革历史真相有新的揭示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新书《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便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书中讲述和考证的中央文革的职能和办事机构的设置、人员配置和日常工作,陶铸成为“四号人物”的原因,“揪军内一小撮”是不是王力、关锋的发明?“按既定方针办”的产生经过,“五一六兵团”真相,肖力在中央文革,批斗王光美的穿着安排,“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产生经过,特别是两位作者直接耳闻目睹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的种种细节,都颇有新意。
  
  阎长贵、王广宇两位先生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既是严肃认真、训练有素的学者,又是历史内幕的当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在场者于一身。文革前,阎长贵是《红旗》杂志编辑,王广宇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都在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领导之下供职。1966年,分别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1967年初,阎长贵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王广宇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亲历了文革高潮时期政治中枢的许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后,他们被诬入狱、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
  
  近几年,阎长贵、王广宇二位先生集中精力回忆和反思文革,这本书就是回忆和反思的一个结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已经过世。周围了解内情的人员,有的不愿意回忆,有的不善于反思,有的不长于写作。阎长贵、王广宇二位目睹师东兵、林青山、叶永烈等人的著作广泛流传,一些官方研究机构编撰的著作也采信了某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出于历史使命感,感到有必要站出来廓清史实,分辨真伪,以亲身经历和可靠文献追求信史,构成了本书的特殊意义。
  
  当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员,其实有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他们之间比较信任,交流较多。外界人员不论是囿于阅历,还是其他原因,走近这个圈子并不容易。而阎长贵、王广宇先生,正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我是近几年和阎长贵先生相识的。最初是在凤凰卫视看了他的口述回忆,其中谈到江青随时可以从钓鱼台回中南海见毛泽东,给我留下委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吴迪家第一次见到他。原来他居住的小区离我家不远,又有共同的兴趣,于是来往渐多。我知道,他和毛远新、谢静宜等当年政治核心的知情人都有联系。去年我拿到史云、李丹慧的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打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就在本书418页:“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说,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阎当即和谢静宜的通电话问及此事,谢说:“我何需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
  
  阎、王两位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多,后来却关到监狱长达八年,吃尽了苦头。按说,他们对构陷其入狱的江青等人应当恨之入骨。但在研究相关历史时,却能秉持史家风范,“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江青垮台后,国内舆论对她在上世纪30年代的活动基本上是负面评价,阎长贵却说她当时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和她后来做的坏事相比,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年代”。阎长贵特别考证,传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对此有“约法三章”,限制江青参政,不是事实。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江青,也不是事实。直到1975年,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江青)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阎先生写成《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一文的初稿后,让我转给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成婚经过的重要知情人。刘英晚年与何方有多次深谈。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说,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阎先生为探史实,多方求证,其认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本书有些内容也可以讨论。比如阎先生不赞成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反驳,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在驳论过程中引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若干中共领导人的言论来证明对方观点的不当,我认为似无必要。不论是中央的决议,还是领导人的言论,都是政治家主观意志的体现,而非衡量历史的客观尺度。学术争鸣,最好还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表达权利。搬出这些,对方就不便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讨论了。


(责任编辑:哇事长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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