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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反思在中国和山西的犯罪,跟读“毛选”有多大关系?

时间:2015-09-03 14:27来源: 哇事录 作者: 阅读:1949 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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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不是抗日神剧看得太多,大家心里都很明白,鬼子兵没有都被“手撕”了。相反,还是有很多日本士兵回国了。只不过,战争结束之后回国之前,不少人都有另外一个身份,叫“俘虏”。翻看了一些曾参与侵华日本人的日记与自述。发现他们回国了,走上了一条早先完全想不到的道路。
  
  被俘日本兵回国从政经商归功于毛泽东思想
  
  金井志直战后曾一度被俘虏,先是被苏联抓去作苦役,后被还回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回到日本后,一直在农林省,是一个官员,后来退休后自己有了一家公司,算是侵华老兵中的成功人士,“我做事非常非常认真刻苦,这也是在抚顺受到的教育”。
  
  “我当时,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军官。”他曾指示日本士兵杀掉中国老太太,她的目光让他永远无法忘记。在被杀害的过程中,老太太不看杀她的人,却一直盯着他。“所以我说,下命令的人最坏。我虽然没杀她,可我是下命令的人。”
  
  被捕到西伯利亚后,他鼓励大家要保持武士道精神,一定不能向敌人屈服。到了抚顺,当别的战犯开始忏悔的时候,他沉浸在坚持气节的幻想和自我崇拜中,每天离开大家远远的,坐在一旁看自己的书。
  
  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就是从那时候改变的:他顽固不化,管理人员却没有强迫他,尊重他一个人读书的习惯,只是有时候过来问他看的什么,有什么收获。
  
  真正使他改变的是朝鲜战争。他本以为中国必输无疑,没有想到中国半年就结束了那场战争。从那以后他开始读毛选,想研究一下日本是如何被打败的。他说读了毛选他服了,他觉得,一切都是按《论持久战》进行的。他从那信仰毛主席,甚至回到日本,美国打越南的时候,他在农林省还对别人说美国一定会失败的,后来果然败了。他说:“因为我读过毛选,知道什么叫人民战争。”
  
  金井并非唯一信仰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人。和他一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释放的侵华老兵组成了“中归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这个组织的一千人中,回到日本后骂共产党的只有一人,最后闹到身败名裂。其余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部真诚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反战和中日友好的工作。
  
  文革的时候,就因为对文革的看法问题,他们居然分成了两派。后来中国结束了文革,派人去做他们的工作,这才又合二为一了。
  
  侵华日本兵变八路回国后到日本共产党报到
  
  1946年7月,一位日本兵回到日本。他下火车后不是急于与家人团聚,而是径直走到日本共产党总部报到。这个日本兵名叫水野靖夫,曾在一次战斗中被八路军115师俘虏。
  
  第一个审讯他的是115师独立旅旅长、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上将的杨勇。当得知水野靖夫是“农民出身”时,杨勇说:“我也是农民出身,和你们是朋友,真正的敌人是日本的军阀”。杨勇还请他吃西瓜。后来,八路军归还了缴获他的钢笔和日记本等私人物品。对比在等级森严的日军境遇,水野靖夫霎时感到了一丝温暖。他感到了人格受到的尊重,逐渐消除了恐怖、排斥的心理。
  
  随着对农村的参观和在抗日根据地的学习体验,他开始了良心发现和忏悔,逐步反省、认罪,明白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他积极加入了八路军队伍,成为反战行列中杰出的一员。
  
  1942年,他赴延安,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在那里,他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听日本着名共产党人野坂参三讲演。他深入抗战一线直接用“乡音”向日军“喊话”劝降,开展瓦解日军的工作。他在距离日军碉堡100多米的地方剪断电话,插入话机直接与里面的士兵对话,开展舆论战、心理战。他还作为“日本八路”参加了对军阀孙殿英的战斗……他担任船桥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几十年,一直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战斗。他根据自己的战中日记,把在中国的七年经历写成了《反战士兵手记》,并于1981年秋天,携书稿飞到北京拜见了老首长杨勇将军。
  
  战时他曾活摘中国人的器官余生一直在悔罪
  
  汤浅谦是位医生,在医院里德高望重,尽管年事已高,每天仍然抽半天时间到医院为病人诊病。
  
  医生这个职业是他在日军侵华时期就从事的了。当时,他在山西日军陆军医院里用中国平民做活体解剖来演习医术,有十名中国人在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被他以一种“科学家的精确和严谨的精神”慢慢地摘去身上的各个器官,最终把一个健康的成人卸成一堆零件。
  
  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他第一次解剖的年轻生命。在万分恐惧之下,他先被摘去了盲肠,又被卸去了胳膊,又被锯去了腿,又被截去了肠子,又被切去了胃,又被打开了呼吸道。然而,被摘成了一个空壳的青年居然还呼呼地喘着,打开的脖径那儿冒着血沫。军医们找了一根绳子结束了他们,然后丢到了医院外的大坑里。在那儿,早就有习惯了的野狗等着这经常会有的美食。
  
  “第一次还是有刺激,但第二次就习以为常。”汤浅说,等到第三次第四次,当他开始拿中国人训练新来的军医时,他已经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后来的解剖经常是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进行。
  
  日本投降时,汤浅还在山西。他没想过跑,因为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罪。他只在盘算着:日本战败了,回去也没有什么事好做,干脆就留在中国,当医生算了。他在国民党部队里继续当他的军医,直到被共产党抓住,关进了战犯管理所。当被关进去的时候,汤浅愤怒得大喊大叫:“我怎么可能是战犯?我什么事也没做过!”
  
  在山西战犯管理所里,他被迫交待了自己活体解剖的罪行,“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犯了罪,并因此感到恐惧。”
  
  那时的汤浅仍然想着如何能保住自己的性命,逃脱惩罚,活着回到日本。直到他收到一封信,那是一个母亲写来的,她说自己的儿子被日本兵绑走,她追着车跑啊跑,但最终还是追不上,后来儿子被汤浅切成了碎块。
  
  他脑子里想起了山西那些小脚的老太太,想象着这位小脚的母亲在黄土满天的大街上追汽车的情景。
  
  他从来没觉得中国人也是和他一样的人。可能就从接到母亲的信的那一刻起,死者和他们的家人有了形象,中国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母亲有孩子的人复活了。此时的汤浅,开始把别人也当成了人。
  
  回到日本后,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因此受到了一些右翼分子的威胁,骂他是傻瓜,骂他是别有企图,骂他是想给自己的国家找麻烦。
  
  “真佩服你的勇气呀。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做过,可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说出来。今后,你的书是我们家的圣经,我们要永远流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来读。”同样踏上过中国战场的哥哥来信说。
  
  只要有事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法庭审理,汤浅风雨无阻,总要到法庭旁听,表示他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支持。
  
  有中国作家采访他,问他是否有话对曾被他伤害过的人的亲属们说,他面对镜头,正襟危坐。
  
  “做出那样的事情,没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用后半生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让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资料|《恶魔·人性·人——采访侵华日军老兵纪实》、《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0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人民网


(责任编辑:哇事长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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