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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时间:2015-03-09 08:54来源: 哇事录 作者: 阅读:2176 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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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裕不是元帅,却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方面军统帅,屡屡被委以征战重任,堪称他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杀手锏。
  
  这两个湖南老乡,战争年代里,是“君臣相得”的典范。
  
  “无湘不成军”,湖南这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南蛮之地”,近代以来,出了一拨又一拨的军事人才。其中,1955年授衔元帅的就有三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大将则有六人: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
  
  与陈赓等几位老乡大将不同,他们(黄克诚除外)很早就和毛泽东有着不小的渊源,可谓知根知底,而粟裕虽然也是见面“泪汪汪”的老乡,与毛泽东的交情却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粟裕的异军突起,的确出乎毛泽东的意外。
  
  如果说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少年得志,风光无限;一种是大器晚成,后来居上,那么粟裕显然是后者。
  
  他虽然赶上了男儿向往的铁血时代,随朱德上了井冈山“落草”,见到了闻名遐迩的“山大王”毛泽东,但一来是兵头将尾的小小连党代表,二来没有当时最吃香的过硬文凭(黄埔军校毕业),毛泽东也到底不是神,还没能一眼看出他的能耐。
  
  他虽然也自觉以毛泽东为师,默默地跟着他学打仗,不断琢磨他运兵遣将的战法,但很长时间里,毛泽东却还不大熟悉这位勤勉的好“学生”。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黯然离开了前委书记的岗位,到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陪同毛泽东离开的江华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萧克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
  
  这时候,粟裕还是红四军的基层干部:三连连长,奉命带所部保卫毛泽东。
  
  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十分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
  
  他把全连百来号人马分为两拨,自己亲自带一部分跟在毛泽东身边,另一部分则安排在驻地附近活动,随时注意四周的动向。
  
  毛泽东尽管心情不大好,但对粟裕这位“卫士长”开始有所了解,也很欣赏他的细心周到,觉得安全有了保障后(蒋介石的陈维远部就在附近),便放心地埋头写自己的东西。
  
  粟裕是老实人,除了每天例行地探望、问候之外,再没有过多的“亲近”之举,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毛泽东的好感。
  
  识人之道的最高境界是识人于落难之时。
  
  毛泽东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对患难时支持自己的人,是十分感念的。林彪就因为这回红四军七大上作为少数派,竭力支持他,捞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1970年前的数十年间,一直是他最信任的正牌“嫡系”。粟裕则不但在红四军七大上沉默寡言,表现平平,警卫的时候又没有“交心”的宽慰话语,显得有些木讷,与灵泛的同龄人林彪自然不能比。
  
  不过,毛泽东的落难,毕竟也使他与粟裕之间有了一段难得的渊源。
  
  这种“一同下过乡”的经历,情义上虽然与他跟邓小平、罗荣桓“一同下过岗”有不小的差异,但也非一般人能有的缘分。这是后来毛泽东也信任粟裕,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交给他负责,并屡屡交代“不必请示”,不断委以重任的基础。
  
  一年后的1930年底,粟裕走上了高级指挥员行列,出任红六十四师师长。这个师虽然是装备简陋的师级单位,却与红军主力林彪的红四军一样,一度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归总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直接指挥。
  
  粟裕与毛泽东的接触因此多了起来,开始正儿八经学打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还给毛泽东献了一条锦囊妙计,因此大获全胜,活捉了张辉瓒。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时,粟裕带红六十四师与黄公略的红三军一起,在板坑打败了蒋介石的公秉藩部。
  
  战后,他与政委高自立将战况及下一步如何行动的请示写成短信,派通信员送交毛泽东、朱德:
  
  总司令
  
  政治委员
  
  职部……于午前十一时许在板坑右翼高山与敌公秉藩接触,直至午后五时敌始溃散……职部自昨日出发后与(红)三军全无联络,未知各方情况如何?行动如何?望示知。
  
  兹送上××××情报一并送来之(请)查收。
  
  六十四师职粟裕高自立
  
  五月十七日午前一时于板坑
  
  这封简短的信函,见证了一场枪林弹雨的厮杀,是至今发现的粟裕与毛泽东直接对话的最早文电。
  
  如果再这样对话一两年,粟裕的军事才干被毛泽东多注意几回,他再上升一个台阶,成为军级或军团级主官,彻底摆脱后来资历束缚的阴影,应当是极有可能的。
  
  然而,上帝大概安排他大器晚成,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再度“下岗”,三年后的长征路上才重登“九五”,粟裕也就在师级岗位上徘徊了近八年,成为真正的“老”师长。
  
  毛泽东到了延安,站稳了脚跟后,开始想起留在南方丛林里的老部下们。
  
  粟裕这个当年的警卫连长,就是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一个。他多次设法打听粟裕的情况,期望这个生龙活虎的“青年战术家”还活着。更残酷激烈的抗战即将开始,太需要会打仗的人才了。
  
  但毛泽东“侥幸”的期望没能成为现实,得到的报告是,粟裕可能牺牲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气吞山河的毛泽东虽然如此豁达,但心头也难免有着惋惜与沉痛。
  
  1937年5月,陕北热热闹闹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致开幕词时,首先庄重地宣布悼念在以往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粟裕作为“英灵”,就被他排在了以李大钊为首的烈士名单上,坐了第三十四把“交椅”。
  
  这当然也代表了中共中央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愿。
  
  没想到粟裕是一只战火中涅槃的“不死鸟”,没有跟李大钊去“长眠”休息,还想跟随毛泽东统兵打仗。
  
  七个月后,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得到他还“活蹦乱跳”的确切消息,连忙向延安毛泽东报喜:“粟裕还在。”
  
  毛泽东闻听后,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因为粟裕浙南山区多年的沉寂,毛泽东又从当年的一个方面军统帅,成为了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此长彼消,这时候的粟裕,还未能获得与毛泽东再次直接对话的权力。
  
  但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粟裕,也不断从粟裕那里获悉诸如韦岗处女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等意外的捷报。他当然也不吝啬嘉奖令,不时通过新四军军部给粟裕打气。
  
  1945年6月,粟裕接连三次取得天目山大捷,干净利索报了“皖南事变”一箭之仇。
  
  这是从游击战转变为大兵团正规战的一次纯熟大演习。毛泽东再次对粟裕刮目相看,极富远见地对在场的周恩来等人说:“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这个统兵打仗的“钦定”数据,后来全军只有三个人达到且超过了:解放战场的林彪与粟裕、朝鲜战场的彭德怀。
  
  世人可以不认同毛泽东是神,但不能不佩服他料事如神。全面内战爆发后,粟裕七战七捷,首创打败蒋介石美械装备的“盈利”模式,使心里毕竟有些七上八下的毛泽东,吃了一颗搞定蒋介石的定心丸。
  
  他亲自提笔起草文电,将这一仗作为范例通报全军学习。
  
  就像后来他幽默地说自己做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周小舟,从过去的小舟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一样,粟裕也从警卫他一个人的小连长,成了南天一柱的“护国大将军”。毛泽东开始了对他前所未有的信任与倚重。
  
  在山东野战军陈毅与华中野战军粟裕争论时,毛泽东屡屡站在后者一边,不但令陈毅“仿粟裕办法”,1946年10月还干脆将华东战区方面军的战役指挥权交给了粟裕。
  
  司令员陈毅还在其位,战役指挥权却给了副司令员粟裕,负责军队最核心的事务:打仗。这个古今罕有的稀奇事,是毛泽东用人的一个创举。
  
  粟裕这匹埋没了多年的千里马,没有让伯乐失望。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一个比一个胃口大,也一个比一个惊世骇俗,第一年就打出了全军各战区第一的战绩。
  
  毛泽东知道,国民党的命根是他的军队,全军将领如果都和粟裕一样痛快地“挖”蒋介石的命根,革命的成功也就指日可待了。
  
  因此,他不只有慧眼识英雄的自得,更多的是“成功日近乐陶陶”的喜悦。他在1947年8月24日夸奖粟裕和他的野战军:“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朝中有人好做官,何况这人还是“圣上”。因此,当粟裕偶尔马失前蹄,雨季里的南麻、临胞打成了消耗仗,未能完成战役目标,华野统帅部的其他人颇有责难微词,粟裕主动向毛泽东写检讨,请求处分时,毛泽东不但未予责怪,反而温情脉脉地慰勉有加:“粟裕同志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不仅如此,考虑到粟裕有作战指挥权,却无人事权的独特指挥环境,他还将华野分为两部,主力部分交给粟裕:“山东主力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
  
  剩下四个纵队则由陈毅负责:“陈(毅)率六、九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二、七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
  
  毛泽东有个“霸气”的规矩:党内同志上门,不论地位高低,资历大小,从不出门迎“客”。
  
  但有两个人让他破了例:一个是林彪,1942年伤愈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十分兴奋,亲自前往迎接;还有一个就是粟裕。
  
  1948年5月,粟裕奉命前来商量华野战略行动。毛泽东又激动异常,大步迎出门外,拉住他的手,动情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
  
  毛泽东还清楚地记得,这是自己与粟裕1931年后的首次见面:“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自然也激动得一塌糊涂,连连问好。
  
  “不辣不革命”,老乡远道而来,最好的招待当然是辣椒。粟裕肠胃不好,辣椒也就只礼节性地尝了尝。毛泽东则大快朵颐,全盘照收。辣得两颊生热,额头冒汗之际,他的谈兴也高涨起来,说起了粟裕的杰作:孟良崮战役。
  
  他感慨万千地说,消灭七十四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我毛泽东本人。
  
  这种当面交心的褒奖,自然是过去翻山越岭而来的嘉奖令里体会不到的,粟裕只有感奋而已。
  
  十七年不曾见面,又没有经过延安整风这一关的历练,粟裕过去尽管能打,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受信用的程度。这似乎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这回见了面,交了心,这个小个子看来可堪大用,毛泽东也就采取了更非常的举措。
  
  他不但改变了自己浪漫的“渡江跃进”主张,采纳了粟裕不过江的战略建议,还将华野的一把手陈毅调往中原,让粟裕接替其位:“华野还是你来搞。”
  
  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能升职当然好,“主上”隆恩浩荡,粟裕又岂是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
  
  但他得知老搭档陈毅并非到中央或别的地方“高就”,而是去中原军区搞后勤,即“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与过去兵强马壮的华野统帅之位自然不能比。考虑到他的中原局第二书记的新职,最多也就是职场上司空见惯的“明升暗降”。如此一来,自己与老搭档,一上一下,便十分不忍,粟裕再三向毛泽东推辞,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
  
  毛泽东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陈毅去中原后,原来在华野的职务继续保留,粟裕以代司令员、代政委之职实际统率华东野战军。
  
  他的秘书蒯斯曛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比他还大一岁,算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很有些为人处事方面的经验。
  
  他当晚听粟裕谈到辞让司令,还惹得主席不高兴时,跟粟裕说:“首长,你这样做不好,将来可能有点麻烦。”
  
  蒯斯曛是秘书,也是个作家,文人心眼就是多。这些麻烦尽管十年后才到来,但许多知情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之毒。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毛泽东“登坛拜将”,重用粟裕的决策无疑是对的。与蒋介石争天下,战争当然是第一位和现实的事情,其他政治、经济都需要从属于军事。
  
  “选择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主要是选择军事指挥员,选择战区统帅。”粟裕也就成了这样一个应时而出的统帅。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此后,毛泽东每临大战,屡屡电示粟裕:“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粟裕在这种超乎寻常的信赖之下,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横扫千军,连战皆捷,与其他野战军的战果凑在一起,一个新的共和国雏形也就呼之欲出了。
  
  1949年到后来,粟裕受到的倚重有增无减。
  
  进入1950年,毛泽东对粟裕的倚重,甚至还超过了他的第一爱将林彪。不仅未答应粟裕提请林彪指挥台湾战役的建议,仍然令他负责此战;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还将粟裕从东南调往东北,列为了挂帅人物的首选,林彪反而破天荒地成为第一“替补”。
  
  正因为此,杨尚昆很钦佩粟裕。
  
  他与粟裕历史上并无渊源,但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经常听毛泽东提起粟裕和他的战报,耳濡目染,也就对粟裕熟悉了。他后来回忆说,在七战七捷之后,毛泽东就称赞粟裕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而且对一些重要战役,“毛主席常说,发电报征求一下粟裕的意见”。
  
  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战争硝烟的沉寂,和平钟声的敲响,粟裕这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也就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的这种“荣光”因“得罪了两个半元帅”而戛然而止。
  
  彭德怀主持千人大会,给了他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残酷斗争了五十余天,即便不得不低头,诚惶诚恐八次违心作检讨,也还是过不了关。
  
  好在毛泽东没有完全忘记粟裕,或许仅仅是假借他人之手,稍稍“惩戒”一下这个“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完人”,也就是蒯斯曛当年所说的“麻烦”来了。
  
  他先找到萧劲光,询问萧劲光对粟裕的看法。
  
  萧劲光也是毛泽东多年的老人马,备受信任,是后来可以用来掺林彪“沙子”的人,却没有粟裕这样“树大招风”。他直言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他意味深长地传话给批判大会的组织者们,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
  
  最高统帅话里有话,别人下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粟裕才终于得以过关,未曾走进敌我矛盾的行列。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不幸突然落马,被人拿出他前年整粟裕的方式开始不断挨整。挨整的时候,过去一些讳莫如深的事情也自然顺带浮出了水面。
  
  这年9月15日夜,毛泽东出席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时,许多高级将领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曾多方面排挤和打击原总参谋长粟裕。
  
  据邸延生《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一书记载:“有人揭发:以前粟裕总参谋长凡在上报的文件上面写有‘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的字样时,彭德怀经常扣压文件,还当着粟裕的面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信员’而拒不向中央转呈;还有人揭发彭德怀和黄克诚曾在1958年5月26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恶意攻击、诬陷原总参谋长粟裕,给粟裕扣帽子‘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
  
  众人发言后,毛泽东明确表态说:“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批判粟裕,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他还用手指一指在座的罗瑞卿:“你去对粟裕讲,告诉他,就说是我讲的,下一次中央军委开会请他参加!”
  
  罗瑞卿当即欠了一下身子,点头表示:“是!”
  
  几个月后的1960年1月,粟裕果然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似乎有些内疚地当面对粟裕说:“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毛泽东显然想做些解释与安慰。这柄杀手锏虽然暂时不用,但也不能“生锈”,“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博古当年说他只知道《孙子兵法》,但这正是博古们短视的地方,能领会《孙子兵法》的博大精深,“上马治军,下马治民”也就游刃有余了。
  
  粟裕当然明白不是毛泽东搞的,他的夫人楚青就说:“粟裕的冤案不是毛泽东搞的,也不是林彪搞的。”
  
  后来在粟裕1979年开始给中共中央写的平反申诉报告长期石沉大海时,楚青甚至有些激动地说:“我巴不得是毛泽东整粟裕!你想想毛泽东要整的人,1976年后,大刮平反风暴,哪一个还没有平反?地富反坏右都一风吹全平了反!”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是毛泽东主动搞的“案子”,粟裕也就不是撤换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还能相对平安无事那么简单了。后来他平反的历程也就会顺利得多。
  
  所以,粟裕听了毛泽东的解释后,有些兴奋,但也有些迷茫。兴奋的是主席到底还惦记着他,迷茫的是却不公开给自己摘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军内的坏人”的帽子。
  
  他不知道,没有了战争,他头上“高帽”的摘除,已是第三代的事情了。除了打仗,别的方面,粟裕大概永远只能是毛泽东的“学生”。
  
  在毛泽东的心里,二十二年的征战生涯,经历的大仗不可谓不多,却只有淮海决战可以同二战时期的国外大战役可以一比。
  
  因此,当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61年到中国拜访他时,他便提到了淮海战役,也说起了粟裕。
  
  1997年5月,电影《佩剑将军》的编剧石征先,曾为创作另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张思德》,专程采访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师哲。
  
  张思德是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警卫战士,与他同在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当然有所了解。石征先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十分满意。宾主对坐,谈兴正浓时,师哲忽然说到了粟裕,说毛泽东常常谈起他身边工作过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是张思德,一个是粟裕。
  
  石征先早在1978年7月就拜访过粟裕,并在1983年与人合著过《淮海战役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粟裕的历史很感兴趣。因此师哲一说,他就有意外的惊喜了。
  
  师哲缓缓地回顾说:“粟裕在井冈山时期当过毛主席的警卫连长,此人很聪明、机智,很勇敢,很会带兵,很会打仗。”
  
  粟裕的确曾带自己的连队保卫过毛泽东,称得上是“警卫连长”,石征先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师哲接着说:“1961年9月,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称赞毛主席是高明的军事家,用兵如神,特别是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主席很谦虚,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石征先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忙将师哲的话单独做了记录,并请他签了名,以表慎重。
  
  师哲爽快而郑重地答应了。
  
  正提笔写字的时候,他的女儿师海霞恰巧走了进来,问父亲在干什么。
  
  听说原委后,她笑着说:“那我也可以签名,也可以作证(证明这一次采访行动)。”
  
  这当然求之不得,石征先忙又写了一张,请他女儿也签了名。
  
  一年后,师哲溘然长逝。
  
  蒙哥马利访华时,他并不在毛泽东身边,当然没能亲耳听到毛泽东这番惊世骇俗的话。但这并不能说明活到九十三岁高龄的他,没有几个当时仍然还在毛泽东身边的至交好友。
  
  因为事先是带着张思德的主题采访,粟裕的话题是偶然谈起的,多年以后,石征先老人还十分后悔,说忘了请教师哲,这一信息从何处得来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师哲作为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是名气不小、地位不低的历史人物,没有可靠的来源,他不会为采访笔记慎重地签字负责,更犯不着为素无往来、早已辞世的粟裕杜撰一段并无“实惠”的故事。
  
  十一年后,石征先老人也乘风归去。这个谈话的原始记录才终于被资深研究人员发现、证实,原来它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的外交类文件里。
  
  其实,尽管毛泽东的话里有个“最”字,容易得罪一大批人,因而如同刘伯承说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公开发表时遭到修正一样,不容易传出来,但他有这个说法也不奇怪。他谈淮海战役与粟裕也不止一两回了,可谓有着很深的“淮海粟裕情节”。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回忆说,建国之初,他随周恩来到中南海服务处理发时,碰巧毛泽东也来了。得知他是周恩来的卫士后,毛泽东笑容可掬,很随和地问他的名字。
  
  韩福裕告诉他,叫“韩福裕”。生怕毛泽东听不懂自己浓重的方言,他补充说:“是韩信的韩,幸福的福,粟裕的裕。”
  
  毛泽东一听,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国两个大军事家韩信和粟裕,你还比他们都幸福。”在场的人包括周恩来都笑了。
  
  对韩福裕而言,毛泽东的话自然是幽默的戏言,然而正是这不经意的话语,却也真实地折射了粟裕在毛泽东心里的分量。
  
  1953年2月,毛泽东由陈毅陪同,坐火车从南京、徐州、济南回北京。这一线都是粟裕统率华东野战军打过仗的战场,一路上毛泽东就多次提到粟裕能打仗,会带兵。
  
  列车经过徐州时,毛泽东凝望窗外这个当年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再次深有感触地说,粟裕立了第一功。
  
  到粟裕曾经“中秋夺城”的济南后,毛泽东又说他是“人才、将才、帅才”。
  
  陈毅笑着接过话头,说粟裕是樊哙。
  
  毛泽东似乎有些不满意,说:“粟裕,一不是樊哙,二不是韩信,三我毛泽东也不是刘邦;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是人民的好儿子么!”
  
  陈毅连忙说:“主席讲得对!算我失口……”10
  
  这些话,在场的“大警卫”公安部长罗瑞卿听到了,“小警卫”李银桥也听到了。然而,囿于某种缘故,粟裕这个“当事人”,从来不知道最高统帅曾这样说过自己的“闲话”。
  
  2006年7月,原华东野战军作战参谋秦叔瑾老人,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出席的《粟裕年谱》出版座谈会上,以书面语言郑重地说:“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他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他认为,毛主席的话,是对粟裕同志戎马一生的高度褒奖。
  
  另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原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苏荣,2007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粟裕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也深情地回顾,1961年,毛泽东主席在武汉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过,他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他也觉得,这是毛泽东给粟裕一生的高度评价。这的确是至高无上的嘉奖。
  
  有最高统帅的这一嘉奖,粟裕这位井冈山的老人,虽然没有军人的最高军衔——元帅,后半生又“门前冷落鞍马稀”,过得十分沉闷,但也足以“笑傲江湖”,快慰平生了。


(责任编辑:哇事长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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