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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扶不起的阿斗,走不通的绝路

时间:2015-07-17 09:42来源: 哇事录 作者: 阅读:8236 评论: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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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医治“小岗病”的药方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运动,最终摆脱困境。
  
  11月6日6时许,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在小岗村租住的民房内猝死。随即,小岗村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尚未收到新党委第一书记上任的消息。今天我想想谈谈对小岗村的看法。
  
  一、一段荒诞的神话
  
  目前,主流媒体关于小岗村神话的报道大致如下:
  
  小岗村位于淮河流域,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经常被淤塞,这里也就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往往十年九荒,农业衰敝。1958年,“人民公社”迅速在各地农村建立,这种超越实际的生产关系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带来灾难性后果。1959年小岗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在1978年以前,小岗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一些上了岁数的小岗村人回忆说,过去,“大姑娘出嫁时没件像样的衣服,小伙子几乎都是光棍儿”。1978年,小岗村大旱。这年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三点五公斤。干了一季的活,糊不了三天的嘴巴!被穷逼得无路可走的小岗人为了吃饱肚子而终于采取了“大胆”的行动。刚开始小岗村把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还是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小岗村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这一年12月的一个夜晚,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和副队长的严宏昌、会计严立学召集全队在家的18户户主聚集在严家的破草屋内,围坐煤油灯前,冒着违反已经坚持了20年之久的“人民公社”体制规矩的风险,秘密商讨分田单干的事,也就是打算将集体耕地分到一家一户,承包耕种与经营,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是要坐牢的。可是,他们已经顾不了许多,在一张字据上按下了充满悲壮意味的18个鲜红手印。这份“生死契约”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第二年,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12488公斤公粮;小岗每间土坯屋里都堆满了粮食,人们兴奋得在粮食堆上打滚。
  
  显然,这个小岗村神话是荒谬无比的捏造,有无数明显的破绽:
  
  首先,关于粮食产量问题。1978年,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粮食三点五公斤。120口人的小岗村劳动力大约六七十人,那么粮食产量才200多公斤。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一年增产300倍,这恐怕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人均才500公斤,如果这就“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那么这15年小岗人是怎么活的?而且,6万多公斤并不算多,1978年,小岗耕地500多亩地,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亩产100多公斤,这是很低的。其实,50年代在农业集体化和治理淮河之后,小岗村的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9万公斤左右,好年成可以达到10多万公斤,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不过是50年代的一半多罢了。(《北京周报》《小岗: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之后》)
  
  其次,关于“生死契约”问题。如果小岗人真热爱带领他们包产到户的干部,那么不写字据也会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如果小岗人不敢担责任,那么一份字据又能有多大用?何况既然“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是要坐牢的”,那么为什么还写一份字据?难道是怕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的证据不足?目前关于小岗村“生死契约”的真相,经过网络的披露,其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它是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严宏昌一人写的。至于手印,就更不是真的,是乱按的,甚至把18个手印都误按成了21个。
  
  再次,关于“小岗精神”问题。从包产到户前的小岗村“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可以看出,小岗人自私自利到了极点。包产到户后又能好多少呢?像这些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人,却在伪造的“生死契约”上写下了“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的豪言壮语,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关于人民公社给小岗村带来的“灾难性影响”问题。如果“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属实,那么小岗村1961年只剩了五六十人。在1978年以前,又“大姑娘出嫁时没件像样的衣服,小伙子几乎都是光棍儿”,那么人口应该不断减少,怎么会在1978年小岗村还有120口人,比1961年翻了一翻?
  
  以上几点不过是冰山一角,但是从中足以看出小岗村神话的荒谬。当然,小岗村搞了分田单干是真的,但是绝对没有这么神奇、这么悲壮。不过,撒谎容易圆谎难,尽管小岗村神话是荒谬无比的捏造。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解读出以下信息:
  
  首先,小岗村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并不具有普遍性。凤阳县就是一个全国闻名的落后县,国家1953年到1978年净调进粮食3﹒6亿斤,拨付救济款5200万元,贷款1800万元。显然,凤阳县这样的落后县只能是极少数。试想,如果每个县都像凤阳县这样净调进粮食,那么国家又有什么粮食可供调进呢?1978年以前,小岗又“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即是凤阳县这样的全国闻名的落后县最落后的村。显然,这样一个村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不具有代表性的。
  
  其次,小岗村的落后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干部作风不正。“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干部作风不正应该是实情。第二是缺乏集体主义精神。“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应该不假,否则也不会搞什么包产到户了。这两个原因又是密切相关的,干部作风不正的情况下,怎么会培育小岗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干部作风又怎么可能好?这证明了共和国前30年开展的一系列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坚持下去。
  
  最后,尽管小岗村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但是公有制、计划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极大的帮助了小岗村。小岗村这样一个少有的落后村,不但没有受到歧视,而且受到国家大力帮助,吃粮给返销、生产给贷款、生活给救济,以致小岗村连续20年“衣食住行都靠国家”。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公有制、计划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存在。如果实行私有制、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恐怕这20年年年都要饿死人,甚至全村死绝也不是不可能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小岗村这样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发生分田单干的事不奇怪,但是如果不及时纠正,不仅无助于解决干部作风不正等问题,反而会因为公有制的破坏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彻底堵塞小岗村的出路。医治“小岗病”的药方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继续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运动,从而逐步使小岗村的干部作风、社会精神面貌根本好转,最终摆脱困境。
  
  二、一个难堪的典型
  
  从前文可以看出,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事实质是少数落后农民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错误行为。但是,少数落后农民是共和国前30年也存在的,并没有掀起什么大浪,显然,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是完全可以也应该被纠正的。但是,由于某些买办、官僚、奸商此时正希望通过瓦解集体经济实现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把广大农民的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实现自己“先富起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罪恶目的,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正好符合了这些人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不但没有被及时纠正,反而被编造成了一个荒谬无比的神话大力吹捧,结果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灾难。
  
  但是,分田单干毕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短时间或许还看不出来,但是时间一长就很清楚了。小岗村尽管受到了大力扶持,但是仍然始终发展不起来,成为一个让极右派难堪的典型:
  
  为了保住小岗村这个典型,方方面面的扶持可谓不遗余力。一方面有物质援助。例如,1993年2月,在省人大代表严宏昌和其他代表的呼吁下,安徽几大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会议确定了大约1300多万元的投资数额。省里拨款200多万元修建了一条8公里的柏油路,还出资兴建了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当地政府在小岗村村头修建了巨大的牌楼;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了电话;张家港援建了水泥大道;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都来自企业和社会的赠与……另一方面还有人员援助,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以改变小岗村落后的局面。从1993年起,连续几任书记都是下派的。为了便于方方面面的扶持,凤阳县政府甚至还调整了小岗村的行政区划。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小队,1993年凤阳县把严岗村分成两个村,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分出来合并成小岗村。据分田单干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的回忆:“上面说村子人口少,上面好支持,这样可以让小岗早点富起来,上面下来视察比较好看”。
  
  但是,尽管方方面面对小岗村扶持可谓不遗余力,小岗村仍然困难重重。例如,在物质援助方面,尽管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了电话,有些农户因为太穷还是打不起电话;虽然外界出钱援助小岗村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但是不少农户因为太穷还是不看,以致两只“大锅”(卫星天线)翻倒在招待所的院内,锈迹斑斑;虽然省里出钱修了通到村里的柏油路,但除了拖拉机和每天早上的一班长途公交车外,平常没有汽车通过……在人员援助方面,尽管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但是由于小岗村分田单干的模式没有改变,下派干部也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变化。1993年以来的3名下派书记,都黯然离去。
  
  由于小岗村的状况实在太差,在上级视察时不得不采用了欺骗的手法。例如1998年,中央领导到小岗村来视察时前夕,一方面多次打招呼禁止反映问题。据老农严立坤反映说: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另一方面突击搞一些形象工程。例如,当地政府在“友谊大道”两侧突击修整各家的院落,把后面破烂的房子遮拦起来,以免影响观瞻。甚至派人从外地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充数,等中央领导一走,又让人把饲料粮拉回来了。在统计汇报时,不仅大搞浮夸,而且有意混淆视听:在计算分田单干前的产值产量时,仅仅计算小岗生产队的产值产量;在计算分田单干后的产值产量时,却计算了整个新小岗村(包括原来的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两个生产队)的产值产量。
  
  依靠吹牛和撒谎毕竟是长不了的,到沈浩到小岗村前夕,小岗村已经差不多是陷入了绝境。据新华社报道: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是个什么概念,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622.2元,安徽省农民人均收入2127.5元,农民人均收入低于2000元的省份只有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这6个西北、西南自然条件恶劣的偏僻省区。即单单从人均收入来说,方方面面不遗余力长期扶持的小岗村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仅仅比西北、西南自然条件恶劣的偏僻地区强一点。更不用说“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等等了。
  
  应该说,弄虚作假的典型有不少,但是像小岗村这样方方面面不遗余力长期扶持却还是搞得如此之差的还真是不多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归根到底是因为分田单干本身是一条落后倒退的死路,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例如,小岗村农业技术员吴广法回忆,有一次某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农业局签了一个合同,对方支援67万元人民币,由中方在小岗搞农牧业开发。“一开始,就说要小岗村农民养鸭子,怎么养呢?因为是搞‘承包’,你家养十几只,他家养二十只,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一点效益也没有,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吴广法还说:“至于科学种田,比如说推广良种,那就更成问题了。”不少良种农民不相信,怎么都推广不开。“如果村里有集体农田,拨一些出来作良种适应性试验,要是收成好,不用费唇舌,良种也就推广了。”分田单干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也十分后悔。他曾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在这种情况下,小岗村已经成为了一个让中国极右派难堪的典型:极右派自己说小岗村是“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过富裕坎”,其实“一年越过温饱线”是假,前文已经说了,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不过是50年代的一半多罢了,“20年未过富裕坎”倒是货真价实。极右派整天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宣传集体化如何如何不好,乃至攻击大寨等毛主席时代的典型和今天的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坚持集体化的典型弄虚作假,存在多少多少问题,受到方方面面多少多少扶持。可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些坚持集体化的典型哪个不比分田单干的典型小岗村强得多?哪个弄虚作假像小岗村这么严重?哪个存在像小岗村这么多问题?哪个受到方方面面的扶持有小岗村这么多,以致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集体化和分田单干孰优孰劣,难道还不清楚吗?
  
  三、一出无奈的悲剧
  
  当小岗村差不多是陷入了绝境时,2004年2月,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沈浩,作为安徽省优秀年轻党员干部被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小岗村任党支部书记,本来说是“挂职锻炼”,同时也是希望改变小岗村的落后面貌。可是,无论是谁恐怕都没有想到,沈浩在这里一干就是近6年,而且一直到把命搭上,上演了一出无奈的悲剧。
  
  沈浩对小岗村的病根认识的是比较清楚的。他生前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实践证明:毫无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是难以走出温饱、实现富裕的。必须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好,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推进。”也就是说,“小岗病”的根子正是当年瓦解了集体经济,使农民变成一盘散沙的分田单干。
  
  沈浩对医治“小岗病”也开出了比较合理的药方:“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首先,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其次,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第二,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也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从而逐步使小岗村的干部作风、社会精神面貌根本好转,最终摆脱困境。这和上文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上任当年的11月,沈浩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集中参观了大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参观南街村档案馆时,沈浩握住南街村档案馆负责人的手感慨地说:“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打血手印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宏俊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其他到访的小岗村人也一致地说:南街村之行让他们大开眼界,要学习南街村,找准方向,努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参观结束后,沈浩在档案馆留言簿上写道:“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2006年2月18日,沈浩召集了全村土地经营动员大会,宣布要建立“农业合作农场”,可“合地入股”、年底分红;不愿合股的,村里以每亩地每年500元集中租地。农民会被安排进村办厂工作。他的“合作社”梦想,得到严俊昌等广大小岗村的群众态度鲜明的支持,严俊昌说“只要能创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啊”。
  
  但是,沈浩低估了重走集体道路的阻力:严宏昌为代表的少数在当年分田单干中获得了巨大政治利益的人(如严宏昌就是省里的人大代表)强烈反对重走集体道路,并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扣了一大堆罪名:这岂不是又一轮新的“圈地运动”?这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作为农民,土地丢掉了,怎么办?回到大集体时代会没有饭吃……当然,如果仅仅严宏昌为代表的少数村民也掀不起多大浪,更主要的是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的强力支撑。如果小岗村这个“改革第一村”都要重走集体道路了,那么他们30年来不遗余力鼓吹的集体不如个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论岂不彻底破产?据严宏昌自己说,他曾接到了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严宏昌:“送你几句话,我觉得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得?”无论此事是真是假,严宏昌等人反对重走集体道路受到了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的强力支撑应该是事实。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合作社的事情被迫不了了之。
  
  在重走集体道路受阻的情况下,2006年11月,沈浩选派任职到期。98名小岗村村民采用了他们传统的摁手印方式,挽留沈浩。他们还到安徽省委选派办和省财政厅,请求将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耐人寻味的是,据强烈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严宏昌的儿子严余山说,是他策划了这次“留人行动”。“一方面,他确实与其他下派干部不一样,他把自己当成小岗人,真心为老百姓做事;另一方面,他背后有个‘大财神爷’做靠山,对小岗村有好处。”此次“留人行动”中,另一名“大包干”带头人,支持沈浩重走集体道路的严俊昌却没有摁手印。严俊昌说,小岗村更需要造血。“小岗要想富,不能靠沈浩这棵摇钱树。”强烈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严宏昌等人为什么挽留沈浩,沈浩在严宏昌等人挽留下留下来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尽管如此,沈浩还是留了下来。在重走集体道路受阻的情况下,沈浩只能干一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皮毛功夫:一方面为小岗村争取资金。例如,建“大包干纪念馆”的300万是沈浩争取来的资金。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余谦介绍,仅修通公路“小岗快速通道”,就花了1200万元。严余山称,他了解到沈浩争取到一笔800万元的财政专款,作为小岗村发展基金。沈浩还争取到一笔补助资金,给每户补助2万至8万元,使122户小岗村民,全部翻建了新房……另一方面为小岗村村民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例如,据新华社报道,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患有肺结核,没钱医治,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住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条命早就没了。”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6口人,4位智障,生活十分困难,他告诉记者,沈浩对他特别照顾,自己的被子、衣服都是沈书记送过来的。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出世后,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找到沈浩,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70岁的毛凤英家境贫寒、常年生病,她两次找到沈浩都没空手而归,一次1000元,一次500元……
  
  然而,小岗村这个自私自利的典型的官,是不好当的,即使沈浩被当成摇钱树、财神爷也不例外。沈浩曾在一篇自述中写道:“刚到小岗时也想过,争取点资金项目,工作上超脱一点。但一深入到具体工作,就身不由己了。不怕大家笑话,我这个性格开朗的北方汉子,4年当中也多次受过委屈、流过泪,甚至打过退堂鼓。有的给我出难题。晚上,独坐在房间自斟自饮,我哭了,满腹的委屈,难以用语言表达……”沈浩甚至挨过打。2007年,大包干带头人严留昌的儿子开饭馆,用村里的自来水,沈浩要他交水钱。严留昌的儿子跳起来,打了沈浩。有村民看到,沈浩捂着肚子半天没直起腰。到今年11月,沈浩的第二个任期又要满了。9月24日,183名村民再次按手印,挽留沈浩,希望他再干三年。但是,沈浩再也不想留下了。10月23日晚,他曾发给严余山一条短信:“正常情况下,年底离开小岗。离开是为能者让路,使小岗更好更快发展。回想来前与凤阳和小岗任何人无怨无仇,六年来更无愧我心……”
  
  工作上的压力使沈浩经常借酒浇愁,在酒精侵蚀下,沈浩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从乌发变成灰白发的“老头”。11月5日中午,县里几拨客人到了小岗村,村委会在农家菜馆摆了三桌酒席。沈浩去世后,有村里人认为他11月5日中午陪县里客人喝酒时,就是在喝闷酒。据严留昌讲,当天下午,喝醉了的沈浩被村党支副书记张秀华扶回住处。当天傍晚,马家献上楼叫沈浩吃饭,发现他掉在地上。她叫来张秀华,两人合力把沈浩重新搬上床。看到沈浩睡得香,此后她未再打搅。严留昌说,沈浩住处对面就是卫生院。“当时如果有人看他喝醉了,扶他下去吊瓶葡萄糖;如果有人晚上给他送一杯水,他或许就不会出事。”沈浩的同学、安徽蚌埠市委副书记毕小彬也认为,“如果有家人在场,或者抢救及时,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没有发生。第二天早上6点多,村民杜永兰来找沈浩办事,在床边怎么喊也不应。赶来的医生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停止了。沈浩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
  
  沈浩的人生是一出无奈的悲剧。究其根本原因,是某些人为了保住小岗村这样一个分田单干的典型,一方面坚决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另一方面又要求沈浩带领小岗村发展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沈浩被这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压垮了。
  
  四、一道未解的谜题
  
  11月6日6时许,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在小岗村租住的民房内猝死。沈浩之死给小岗村留下了一道未解的谜题:带头人死了,小岗村怎么办?
  
  应该说,通过沈浩近6年的努力,小岗村是有一定发展的。从2004年到2008年这5年间,小岗人均收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2008年小岗村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6600元,提前并超额实现了“五年翻一番”的目标,高于全国2008年4700多元的平均水平。还有旅游资源优势,如,大包干纪念馆从建馆到2008年累计接待5万人,门票收入百万,但是对于一个村子也不算少了。小岗村有纪念馆、文化广场等文化设施,电话和有线电视比较普及。
  
  但是,相较于成就来看,小岗村的问题显然更为严重:
  
  首先,小岗村的成就和那些坚持集体道路的村集体,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北的周家庄乡,河南的刘庄、南街村等一比,成绩就不值一提了。仅仅和南街村相比,小岗村的人口数量是南街村的1/6,耕地面积是南街村的1.4倍,户均耕地面积是南街村的12倍。但是,2005年小岗村户均产值仅为南街村的1/13,耕地资源在小岗村产出的经济效益比仅为南街村的1/16。
  
  其次,考虑到小岗村巨大投入,其成就更是黯然失色。前文已经介绍过,仅仅沈浩到来之后,争取来的资金不下数千万元:建“大包干纪念馆”的300万是沈浩争取来的资金。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余谦介绍,仅修通公路“小岗快速通道”,就花了1200万元。严余山称,他了解到沈浩争取到一笔800万元的财政专款,作为小岗村发展基金。沈浩还争取到一笔补助资金,给每户补助2万至8万元,使122户小岗村民,全部翻建了新房……如此巨大的投入,小岗村仅仅略微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效益之低令人咋舌。
  
  最后,在重走集体道路受阻的情况下,为了招商引资,小岗村目前正被大规模圈地。据《安徽小岗村书记沈浩施政6年,”梦想家”曾招来争议》报道:引进的GLG集团,广东从玉菜业和深圳普朗特集团的项目,均占地巨大,分别是2000亩,2000亩和4300亩。其中要永久性征地1400多亩。仅有耕地8700亩的小岗村,要被圈地8300亩。这遭到小岗人普遍反对。甚至,严宏昌之妻和儿子,在自家地里睡了三天三夜,阻止推土机的掘进。严宏昌说,沈浩其实不赞成这样圈农民的地,“但是没办法”。村民崔志林回忆,11月4日,沈浩曾打电话找他到村委会聊天。沈浩说,县里快把小岗村的地搞完了,“农民地都没有了,吃啥?村里也没钱。我不同意,但无能为力。”有消息称,沈浩因反对大规模征地,跟县领导闹僵了。大规模圈地必然使小岗村陷入更大的困境。
  
  如何解决小岗村面临的困境呢?不外乎两条出路:
  
  一条是继续沿用30年来的老办法。即在坚持分田单干的基础上,方方面面不遗余力的扶持。继续由各级政府拨款,继续下派干部到小岗,以改变小岗村落后的局面。当然,这需要各级政府给小岗村的关照再多一些,各级政府拨款的数额更大一些,下派干部的职务更高一些,能力更强一些……
  
  另一条是重走集体道路。即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继续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运动,从而逐步使小岗村的干部作风、社会精神面貌根本好转,最终摆脱困境。用沈浩的话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首先,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其次,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第二,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
  
  然而,这两条出路都面临重重困难,可以说“小岗村怎么办?”仍然是一道未解的谜题:
  
  就坚持分田单干的基础上,方方面面不遗余力的扶持的老路来说。一方面,30年来一直对小岗村不遗余力的扶持。即使各级政府给小岗村的关照再多一些,各级政府拨款的数额更大一些,下派干部的职务更高一些,能力更强一些……小岗村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还是一个问号。另一方面,谁还愿意去并且能搞好小岗村?沈浩是一个有能力、有广泛人脉、真心想干事、并且得到了小岗村民热烈拥戴的干部。这样一个干部都因为“工作上的压力”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谁还敢拍胸脯说:我比沈浩做得更好?沈浩去世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尚未收到新党委第一书记上任的消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走老路的艰难。
  
  就重走集体道路来说。首先,小岗村分田单干前就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干部作风不正、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经过了30年来的错误实践,小岗村的这些情况又严重恶化了。即使重走集体道路,这些情况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彻底改变的。其次,当年分田单干使严宏昌为代表的少数在人从中获得了巨大政治利益,这些人强烈反对重走集体道路。当然,这两点还是可以克服的。更重要的是,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人决不会容许小岗村这个“改革第一村”重走集体道路,这些人目前还有极大的影响力,足以扼杀广大小岗村的群众重走集体道路的愿望。
  
  我认为,小岗村短期内坚持30年来的老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就长远来看,随着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买办、官僚、奸商被唾弃被埋葬,中华大地上社会主义的复兴,小岗村终将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最后,我想对那些希望继续沿用30年来的老办法,即在坚持分田单干的基础上,方方面面不遗余力的扶持来维系小岗村这个典型的人们说几句:你们不是为小岗村新党委第一书记的人选犯愁吗?我倒是有一个建议:既然县里、市里下派的干部都不行,省里下派的沈浩又“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么这次只能由中央下派。中央下派的合适人选莫过于当年塑造小岗村这个典型的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小岗村这个典型帮助其获得了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高位,难道不应该回报一下吗?尽管他已经90多岁,但是仍然精力充沛,动不动抛出一段诸如“中国共产党是非法政党”之类的“老同志谈话”,相信不会没能力搞好小岗村吧?如果小岗村真在这位“老同志”带领下振兴了,岂不又是30年来的一大佳话吗?我这个建议怎样,考虑一下吧?
  
  (作者:sixiang81。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小岗村的文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了今天,敬请原谅。我对小岗村的情况不很熟悉,如果文中有错误请各位朋友帮助校对。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哇事长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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