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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谈文革后对康生的栽赃诬陷

时间:2015-04-12 09:10来源: 哇事录 作者: 阅读:3472 评论: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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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
  
  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
  
  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
  
  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
  
  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
  
  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
  
  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
  
  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王力简介】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今江苏省淮安市),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力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195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中宣部长陶铸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毛提名他任组长。因武汉事件与江青意见相左,1968年1月26日被关入秦城监狱14年,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着有《王力反思录》,在其死后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
  
  1、初露锋芒:调到中联部后,王力曾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受命参加中共与苏共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之后,王力曾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
  
  2、文革干将: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七?二O”事件。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治趁周恩来离开之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有意加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工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在演讲中,王力等还把拥有一百多万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王力等讲话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七二O事件”后,王力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8月7日,王力对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讲话(即着名的“王八七讲话”),一些极左分子受到王力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8月22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策划组织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导致了文革期间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3、一朝覆灭: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特别谈到王力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8月25日,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认为,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8月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会议开始时,周恩来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4、“请假检讨”: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
  
  1968年1月26日,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并被开除党籍。
  
  5、晚年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王力被释放。组织上给他安排了房子。王力和老伴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摘自晓妍文摘


(责任编辑:哇事长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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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说道:

    康生是真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

  2. 匿名说道:

    为何如此低劣的谣言能肆虐多年?说明多数网友文史知识,鉴别能力有限,也说明党史工作者缺位失职没有及时辟谣。更重要的是某些人为牟取政治经济利益,操纵专业团队造谣传谣,这才是谣言肆虐的根本原因。呼吁公安机关打击那些造谣传谣的网络水军和网络大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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