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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康生是党内杰出的文物专家

时间:2017-07-11 09:31来源: 哇事录 作者: 阅读:3674 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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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
  
  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
  
  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
  
  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
  
  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
  
  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在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
  
  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责任编辑:哇事长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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