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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停刊内幕!汪东兴说不介入……

时间:2017-05-19 13:09来源: 哇事录 作者: 阅读:1767 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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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主席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主席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主席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接着,毛主席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
  
  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
  
  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毛主席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主席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写刊头
  
  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主席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
  
  《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主席决定的。
  
  《红旗》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主席一个一个拟定的。
  
  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主席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毛泽东办《红旗》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中国人说话全世界都要听。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意思: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红旗》成立之初,缺乏搞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才,也没设国际组。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搞,于是《红旗》在1960年成立了国际组。
  
  《红旗杂志》停刊内幕
  
  1978年上半年,全党工作处于徘徊状态:一方面,当时中央主要领导没有摆脱“文革”路线,坚持“两个凡是”;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要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这两种思潮、两种主张集中表现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
  
  就在这两种思想较量中,《红旗》总编辑按照当时中央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一位负责人的指示,“不介入”讨论,这实际上就是要《红旗》消极抵制这场讨论。《红旗》的这一立场引起党内不少高干的不满,使自己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个月。
  
  在此期间,《红旗》约请谭震林写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红旗》总编辑看后,觉得与中央负责人指示精神不合,提出请作者改掉这些内容,作者不改,于是便就此事写信上报中央,请中央决定。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摘自《党史博览》2006年3月苗作斌/文)
  
  《求是》的刊名是由邓小平题写。重点宣传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
  
  《红旗》于1988年停刊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对于国内外的政治观察者来说,作为中共理论权威的《红旗》倒掉了,而且是被中共自己砍倒的,这肯定是个重大变化,《红旗》为什么停刊?起因是实践标准讨论。当年全国媒体都加入了讨论,唯独《红旗》按兵不动,这是汪东兴交代的,总编熊复就照办了。《红旗》沉默如此突兀,外界议论纷纷,有个编辑知道谭震林是个敢人,便去约稿。谭的文章讲的是毛泽东,却归结到实践标准问题。熊想删去实践标准这段,谭不允,问题交给汪。汪不敢擅自决定,转请华、叶、李、邓批示。华无言,叶在粤,邓批示发表,并指出不卷入就是卷入。李附议。华、汪失势,熊复检讨。胡耀邦帮助熊过关。
  
  1987年胡耀邦退,《红旗》当年的事又扯了出来,领导班子全换,只留苏星一人负责。后又决定《红旗》交中央党校办,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胡启立说:“继续办中央一级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有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便于理论探讨。”
  
  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道:《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的影响,不改刊名为利。但邓小平坚决要求停刊,坚决要求更名。中央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下最后决定更改刊名。并确定《红旗》6月15日停刊。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12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处提到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今年7月1日创刊”的字样。
  
  在中央决定撤销红旗后,有一次开会,胡启立拿着一堆名字推敲,坐在旁边的李瑞环知道原委后,提笔写了“求是”两字,后来被采用了。
  
  198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二届第352次会议讨论了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问题,并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会后,中共中央下发[1987]128号、132号文件,同意熊复辞去红旗总编辑职务,免去马仲扬副总编辑职务、免去林肖硖顾问职务,红旗的工作由副总编辑苏星主持;实际上《红旗》已经没有领导班子,只是苏星一个人负责了。
  
  12月21日,红旗编委会给胡启立和书记处写报告说:“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按计划红旗1988年第1期要在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还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胡启立、高扬、王忍之、周杰、苏星等人,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
  
  创刊整整30年,单期发行量曾经高达330万册的《红旗》杂志就这样“悄然”宣布停刊,彻底退出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阵地。
  
  《红旗文稿》是什么?
  
  据网上相关资料介绍:
  
  《红旗文稿》为求是杂志社主办的、面向国内发行的综合性政治理论半月刊,是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红旗文稿》从2009年第1期起全面改版。
  
  改版后的《红旗文稿》,将勇于站在思想理论的前沿、搏击社会思潮的风浪、呼应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心声,直面理论热点,紧扣社会脉搏,批评歪理邪说,解疑释惑,团结鼓劲,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鼓与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鼓与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鼓与呼。
  
  《红旗文稿》是2009年改版的,是什么时间创刊的呢?权威资料没有显示,个别网站说是1964年。而求是杂志社是1988年建立的,显然不合逻辑。不管怎样,现在的《红旗文稿》是《求是》的下属单位,形似《红旗》,却受管于《求是》,读者不可不知。(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哇事长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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